“中国形象”问题产生的文化根源

    在遥远的唐初，有一句流行于阿拉伯和波斯的谚语道：“世界民族很多，希腊人是一只眼，中国人是两只眼，而其他民族则为瞎子。”①多少年来，我泱泱大国在世人眼中，一直是“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吸引四方来贺。然而秉承了希腊文化的西方人，于18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所掀起的资本主义浪潮势不可挡地席卷了全球，原本凭借各种天然屏障与世隔绝、独居一隅的中国，也概莫能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反抗、挣扎、屈辱、苦痛、迷惘，再到摸索、学习、模仿、崛起、富强，今天的中国终于能够再度挺直腰板大声说话，“中国形象”问题也浮出水面。

    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的论述和研究可谓如火如荼。据中国知网的中文文献检索结果，截至2014年底，精确匹配“中国形象”主题的文章共有3263篇。在1995年以前，学界和业界对中国形象问题鲜有关注，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均未突破两位数；1995至1999年间，每年不过十几篇文章；直到进入2000年，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详见图1）

图1  2000年以来中国形象问题相关文章数量增长趋势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形象问题日益瞩目。尤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政府换届，更是点燃了中国人探讨中国形象问题的热情，2008年文章数量突破了200篇，2010年突破了300篇，2012年突破了400篇。与此同时，紧密围绕中国形象问题展开的学术专著已达百余种。中国形象的研究领域也覆盖到了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据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形象热”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为何在全球交流与合作如此频繁和紧密的背景下，西方人还是不断抛出颇具敌意的种种论调？又为何中国人如此介意这种种论调，如此热衷于国家形象的建设和改良？一代宗师钱穆曾说，当今时代的一切问题，包括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上来求解决。那么，我们现在就试从文化的深层次上，来对前面提出的几个疑惑刨根问底。

一、西方文化的“树敌”意识

    若对西方文化有相当的认识和把握，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喜欢树敌的文化。西方人强调“主体”，强调个人主义，正是因为他们若不跟自然斗争，不跟别人斗争，不跟“客体”斗争，不跟“他者”斗争，就无法确认自己的存在，无法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的理论，即蕴涵着强烈的树敌意识。他还引用了一位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话来说明：“若我们没有敌人，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②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开篇，引用了这么一番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西方逻辑的绝妙表述。尽管他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最后强调，他所期望的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③然而他那段绘声绘色、洋洋洒洒六页纸对未来全球大战的畅想，不免显得他提出的美好愿望有些假惺惺。

    就连代表大众流行文化的欧美电影中，都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假想敌。里面那些穷凶恶极、危害世界的反派角色，其国籍、种族、信仰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转换：冷战时期多为前苏联人充当（如“007”系列电影）；冷战结束后又多为穆斯林充当（如《真实的谎言》），2012年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穆斯林的无知》预告片更是在中东搅起了轩然大波，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也在波及4大洲30多国的抗议冲突中丧生；④目前又有将中国人和朝鲜人打作反派的动向，米高梅公司翻拍的《赤色黎明》（又名《红潮入侵》），将1984年版电影中前苏联和古巴军队入侵美国的故事，改为中国解放军入侵美国，不仅有“杀死中国人”等煽动口号，还极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出于对激怒华人世界的担心，最终还是将片中的反派改为朝鲜人；⑤2014年底罔顾抗议坚持上映的《采访》（又名《刺杀金正恩》）更是矛头直指朝鲜现任最高领导人，此举堪称史无前例骇人听闻。

    通过以上描述和分析，不难想象今天的西方世界为何会带着负面情绪，极力渲染中国形象